结婚“花式负担”要纳入移风易俗改革|青娱乐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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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越发受到社会关注,部分地区彩礼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少年轻人直言负担不起,结不起婚。除高额彩礼外,漫天要价的“媒婆费”和名目繁多的“上车费”“下车费”“改口费”等,也在无形中让很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5月9日《法治日报》)

  针对高价彩礼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通过部署移风易俗改革,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少地方的彩礼仍然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导致部分恋人之间出现分歧甚至分手,让彩礼归于“礼”任重而道远。实际上,除高额彩礼外,各地还存在程度不同的与结婚有关的“花式收费”,加重了农村年轻人的结婚负担。

  譬如,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买车,也成为不少农村地区的习俗。就结婚当天而言,除了要承担办酒席的费用,如报道中所披露的,男方还要支付“媒婆费”“上车费”“下车费”“改口费”“盖头费”等费用,总支出不是个小数目。

  其中,在一些地方,由于“媒婆费”与彩礼挂钩,也成为一笔不小的支出。男方支付的彩礼越多,媒婆抽成就越高。以广东陈女士遭遇为例,媒婆不但要从10.8万元彩礼中抽2.8万元作为媒婆费,还要求男方支付5.8万元的介绍费,这种“吃完女方吃男方”的重复收费,无疑拉高结婚成本,增加结婚负担。

  多地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全国初婚平均年龄正不断后移。国家统计局2022年6月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而十年前人均初婚年龄是24.89岁。如果结婚综合负担过重,一些年轻人就有可能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婚。

  高额彩礼、“花式负担”等因素造成的晚婚晚育,不仅对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造成不良冲击,也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不管是高额彩礼还是结婚的“花式负担”,都应该全部纳入各地移风易俗改革,以更有力改革“组合拳”,切实减轻年轻人结婚负担。

  从目前多地出台的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来看,高额彩礼都是治理的“重头戏”,而对其他与结婚有关的费用支出,少有地方提及。对漫天要价的“媒婆费”,须进行明确限制;对“上车费”等各种索费项目,能废则废,能减则减。

  进而言之,各地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的方案中,应该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拿出详细的涉费清单,对于暂时还不宜废除的涉费项目,要规定收费上限;对“零”收费的有关人员和家庭,应该通报表扬并以多种方式予以嘉奖;对漫天要价的媒婆和有关家庭,不妨拿出相应惩戒措施,以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

  年轻人恋爱结婚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不能让这种好事沾染上铜臭味。无论是高额彩礼还是花式收钱,都破坏了结婚及其仪式的美好。即便彩礼费、“媒婆费”“上车费”等在一些地方属于风俗习惯,但如果过度为之就会阻碍社会进步,该废止的必须废止;即便某些习俗暂时无法废止,也要为其戴上“紧箍咒”。从村规民约到政策法规,都应该针对结婚负担重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减负。(北京青年报)

  此外,可以化问题为机遇,将解决缅北电信诈骗问题视为重新调整和优化中方对缅北民族地方武装政策的过程。相关方面应该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使缅北民族地方武装清晰地认识到中方对于跨境电信诈骗问题的立场和目标,并尽量促成双方的合作,以打击缅北电信诈骗问题。对于那些不顾中方立场和利益继续支持和鼓励电信诈骗集团发展的地方武装力量,应该实行相关的政治与经济制裁措施。与此同时,还应努力协调缅甸当局与缅北民族地方武装在打击缅北博彩业和电信诈骗业问题上达到共识,让这两方都认识到,这一问题既关乎中国的利益,也关系到缅北地区乃至整个缅甸社会与经济的持继性发展,必须做到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治本”。  联系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澳门的中资机构;促进澳门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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